王亚樵的简介（上海王亚樵的简介）

1936年10月20日晚上，广西梧州一间装潢精致、充满女人温馨的房子里。

王亚樵应邀来到这里，他用钥匙打开门，屋里一片漆黑，没有灯光。王亚樵心里一惊，正要退出，突然听见余婉君娇滴滴地说：“九哥，你来摸摸我在哪儿？”

王亚樵笑了，这是他的小娇娘余婉君经常和他调情的方式，他也非常受用她用这种方式来提起他的精气神。王亚樵关上门，伸出手摸索着往前走。

>王亚樵的简介（上海王亚樵的简介）

突然，一把石灰朝他撒了过来，他立刻感到眼睛火辣辣地疼，连忙一手捂眼，一手掏枪。

还没有等到王亚樵开枪，屋里几十支手枪齐发，王亚樵就是王亚樵，他纵身一跃，循着枪响的方向反手就是几枪。这时，埋伏在屋内的几十个军统特务一拥而上，把王亚樵死死摁住，然后乱刀砍死。

说起王亚樵，在民国时期可是大名鼎鼎。他是民国历史上的江湖大侠、“暗杀大王”。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会员。这个人武艺高强，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很讲江湖义气，同时，也有些儿女情长。正是这个“儿女情长”，让他最后栽在了女人身上。

这样一个鼎鼎大名的人，是谁要置他于死地呢？告诉你吧，是蒋介石，而执行者便是被称为“蒋介石佩剑”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不是和王亚樵是拜把子兄弟吗？他怎么可以杀死自己的干哥哥呢？听我给你慢慢道来。

王亚樵，1889年2月14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磨店乡，家境贫寒。尽管如此，家里还是省吃俭用供他上学。他聪颖过人，成绩优异。在校期间，接受了先进思想，加上他秉性倔强，嫉恶如仇，见义勇为，颇受乡人赞赏。

1911年辛亥革命后，22岁的王亚樵与乡人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等，响应中山先生革命主张，在合肥李文忠公祠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后来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被孙品骖枪杀，王亚樵只好亡命南京。

1915年，王亚樵凭借50把利斧强行霸占了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馆，拉拢旅沪的皖籍穷人结成帮派，一时间在上海名声鹊起，就连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大亨也惧怕他三分。

这真是：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王亚樵带领的皖籍帮就属于不要命的。

王亚樵成了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后，不断有慕名前来的人投奔，短短几年门徒就增至数千人，手中更是掌握着近10万的劳工工会会员。

此时的戴笠还叫戴春风，他还过着打流的漂泊生活。戴春风打听到自己的江山同乡胡抱一在王亚樵手下做事，颇受信任，就托他举荐。王亚樵见戴春风面色微黑，双目炯炯有神，又通些文墨，便对他颇有好感。

王亚樵便让戴春风在他身边做些抄写的事务，这个活儿挺轻松，戴春风也是尽心尽力地去做。

过了些日子，戴春风觉得一个大男人，就干些抄抄写写的事情，再加上，他也看不惯王亚樵横冲直撞的行事作风，就想辞职不干了。

让戴春风没有想到的是，王亚樵一点也没有责怪他，反而安慰他说：“春风啊，你是个有前途的人，以后要干大事的，我这小泥潭虽然日子过得去，毕竟不是你的长久之地。你就去吧，若是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找我，我绝不会撒手不管的。”

戴春风很是感动，他深深地鞠了个躬：“老板的知遇之恩，春风没齿难忘，日后若有机会，定当加倍报答！”

当然，戴笠的“加倍报答”就是置王亚樵于死地，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1926年，已经30岁的戴春风去报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面试关戴春风顺利地通过了，戴春风口才好，情商高，当考官问他“为什么来考黄埔军校”时，戴春风胸有成竹地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考官对他的回答很是满意。

但到了笔试，戴春风一看作文题是《试阐明三民主义为何能救中国》，头就大了，按照他的胸中点墨，肯定是答不好的。

正在他迷茫时，一条消息让他从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光明。原来在第六期入伍第一批招考中，北伐军已经攻占了汀泗桥和贺胜桥，这是打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决定性的两次战役。为了补充力量，军校入伍生决定9月底再招一批学员。

戴笠立刻想到了在上海认识的戴季陶。此时的戴季陶是国立广东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的校长。

戴春风找到了戴季陶校长，不错，戴校长居然还记得这个小同乡，在戴季陶的推荐下，戴春风顺利地考上了黄埔军校，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二批的学生。

戴春风觉得自己考上了黄埔军校，预示着一段新生活的开始，他决定，给自己起一个叫起来响亮，听起来顺耳的名字，遂翻书去找，还真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名字：“戴笠”。

“戴笠”取自《车笠交》中的“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辑；君提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戴笠成了蒋介石的门生，后来，经过戴笠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蒋介石的重用，成为了蒋介石统治时期人见人怕、鬼见鬼躲的特务头子和杀人恶魔。

那么，作为皖籍帮派老大的王亚樵是如何得罪了蒋介石，致使蒋介石必须把王亚樵杀死后而后快呢？

王亚樵虽然是一帮派老大，但是爱憎分明，懂得是非。他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深感不满。

1927年4月18日，也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6天，王亚樵在南京政府的“奠都典礼”大会上，不顾朋友劝说，大胆发表了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演说。

蒋介石知道后，异常生气，密令南京警察厅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由于王亚樵有所准备，加上自己手下人多，从容逃离。至此，王亚樵和蒋介石势不两立。

王亚樵有多厉害？听听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怎么说：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连上海滩超级恶霸黄金荣、杜月笙一类流氓泰斗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道。

1930年前后，蒋介石为集中兵力“剿共”和对付西南反蒋派，需要大量军费，所以，欲在全国实行“米照捐”。

“米照捐”的发明者是国民革命军第37军军长兼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陈调元。具体做法就是：对安徽民众勒索敲诈、增加厘捐，搜刮民财，强行征收国民政府所收稅捐之外的附加船运米照捐厘金，这实则是“米照捐”的雏形。

“米照捐”这一政策实施后，种粮的、运粮的、贩粮的、买粮的，无一得利，唯独国民政府从中得到了丰厚的财政收入。

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米照捐”，王亚樵令其弟弟王述樵联络部分上海的大学生，组织“安徽旅游学会”，出面召开反“米照捐”大会，推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等地请愿，还组织米商罢市，米船停运，一时间粮价高涨，民怨沸腾。蒋介石无奈，被迫撤销“米照捐”。

事后一查，又是王亚樵一手策划的。蒋介石恼羞成怒，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王亚樵给戴笠写信说：“我对你没有话讲，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王亚樵和戴笠从此断绝了兄弟情义，成为死对头。

因为，戴笠爱着蒋介石的所爱，恨着蒋介石的所恨。

戴笠与影星胡蝶

王亚樵真正惹怒蒋介石，使得蒋介石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王亚樵的事情是1931年发生在庐山的刺蒋案。

1930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获胜，正在志得意满踌躇满志的时候，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开始挑战蒋介石，胡汉民公开斥责蒋介石的独裁。

蒋介石对付反对他的人基本上“先礼后兵”。他先派吴稚晖出面，劝其“休养”，遭到痛斥。蒋介石干脆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在1931年2月28日夜，蒋介石以宴请胡汉民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国民党总部，软禁起来。

由于舆论哗然，蒋介石只好把胡汉民放了。胡汉民回到广州，复仇心切，立刻找到了王亚樵，让王亚樵去暗杀蒋介石。

王亚樵承诺胡汉民后，先后在南京、庐山、上海等地设立暗杀小组，寻机行动。

1931年6月，蒋介石到庐山召开“剿共”会议，连带避暑。王亚樵得知消息后，派龚春蒲、肖佩伟、陈成等化装成游客到了庐山，住在庐山新旅行社内，准备寻找机会，暗杀蒋介石。

一天，陈成独自出来游玩，正好看到蒋介石的车疾驰下山，陈成怕错失机会，立刻从怀里掏出炸弹想扔进车里。结果，蒋介石的侍卫也不是吃素的，还没有等陈成把炸弹扔出来，从车里射出一颗子弹，正中陈成头部，陈成立刻身亡。

当龚春蒲、肖佩伟赶到时，见陈成已经死亡，知道事情败露，立刻驾车逃走。

蒋介石庐山遇刺，惊恐万状，立刻命令戴笠从速破案。

戴笠怀疑是王亚樵派人所为，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对于戴笠来说，没有证据照样可以暗杀。所以，戴笠就开始了全方位地对王亚樵进行了一系列的谋杀，但是，由于王亚樵本身就是“暗杀大王”，所以，时时警惕，处处小心，以至于戴笠派出暗杀王亚樵的特务屡屡失手，这让戴笠气得抓狂。

在戴笠到处寻找王亚樵要置他于死地的时候，王亚樵也没有闲着。1931年7月23日，王亚樵指使手下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子文，由于宋子文秘书和宋子文穿戴一样，误刺了其秘书。

1932年11月10日，王亚樵派龚春蒲等人到上海华懋饭店去刺杀英国人李顿。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接着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国际联盟派李顿率调查团来中国调查，李顿又公然偏袒日本，所以，王亚樵要暗杀李顿。

结果这次还没有行动，便被巡捕抓获。

记得电视连续剧《悬崖》里的男主角周乙说过一句话：“在酷刑面前，不要相信任何人。”

在狱中，龚春蒲们经不住敌人的酷刑，都一一招供，把庐山刺蒋和上海火车站刺宋的事情都说了。之前只是怀疑，这回做实了，蒋介石和戴笠闻讯后，悬赏重金公开捉拿王亚樵。

期间，戴笠也曾找到胡抱一，给胡抱一4万元巨款去收买王亚樵，被王亚樵严词拒绝。戴笠又让胡宗南写信给王亚樵，提出由两人合组安徽省政府，让王亚樵出任副主席，王亚樵再次拒绝。

两次收买均遭拒绝，这让戴笠那颗高傲的心很是不爽，戴笠痛下决心，只有暗杀一条路了。可是，这条路太不好走了。

在戴笠及其手下的特务到处寻找王亚樵的时候，王亚樵又忙里偷闲，于1935年11月1日，策划了在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上刺杀蒋介石。也是蒋介石命大，在照相的环节，没有出席，结果是国民党2号人物汪精卫当了替死鬼，当然，汪精卫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

刺杀汪精卫案，让戴笠寻到了蛛丝马迹。他按照这条线追下去，居然查到了王亚樵的行踪。

刺杀汪精卫，是“晨光通讯社”一个记者孙凤鸣干的。孙凤鸣以记者的身份混入会场，把一支三号小左轮枪藏在照相机里躲过了检查。孙凤鸣的暗杀对象是蒋介石，结果，照相时蒋介石没有来，孙凤鸣干脆选了仅次于蒋介石的国民党2号人物汪精卫。

当孙凤鸣拿出手向汪精卫连开数枪的时候，他自己被张学良和张继给拦腰抱住摔倒在地，接着被蒋介石的卫士用枪打成了重伤。

戴笠立刻派人把孙凤鸣送到医院抢救，尽管给垂死的孙凤鸣连续注射强心剂，希望从他嘴来获得线索，但是孙凤鸣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拒不回答，很快就死了。

戴笠通过孙凤鸣领取大会记者入场证的线索，将当时在中央军校工作的一个司书逮捕，通过他，在上海四川路新亚酒店将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捕获。又通过崔正瑶的口供，在香港抓到了余立奎、胡大海等人。

就是这个余立奎，最后把王亚樵送上了断头台。

余立奎是王亚樵最好、最铁的朋友。两人好到什么程度，给你说一件事你就知道了。

当年，王亚樵看上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叫余婉君，两人也曾你侬我侬。后来，余立奎看上了余婉君，那可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为了表示对余立奎的“铁”，王亚樵居然把余婉君让给了余立奎，并且还给他俩当了介绍人，主持他们的婚礼。

看到了吧，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可以让出来，那该是什么交情了吧！

蒋介石强烈要求英国外交部勒令香港答应引渡余立奎等人到南京，同时限令王亚樵在短时间内离开香港。

就在王亚樵走投无路的时候，广西的李济深向王亚樵投去了橄榄枝。1936年2月，王亚樵带着郑抱真等几个贴身门徒，乔装打扮，来到广西梧州。

到梧州后，王亚樵改名匡书云，在西江岸李圩子的一幢房子居住，其他人也分住在梧州市。梧州是李济深的祖籍，他也闲居这里。李济深同主政的李宗仁、白崇禧打了招呼，要他们对王亚樵加以保护，并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款500元生活费资助王。

王亚樵的日子过得悠闲自在，如果他能把心收回来，安安稳稳做个寓公，也就不会有性命之忧了。

可王亚樵过惯了大风大浪的日子，乡村生活平静，却也很单调和乏味。王亚樵经过考虑，决定投奔共产党，去陕北，于是，他写了两封信，让他的门徒余亚龙、张献廷把信送了出去，一封是给周恩来的，一封是给毛泽东和朱德的。

信送出去后，王亚樵就开始了无休止的等待，等待的日子是焦灼的。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我们再看看被香港引渡给戴笠的余立奎。余立奎经不住严刑拷打，最后都招了。戴笠是最善于从细节入手的高级间谍。在对余立奎的审问中，他知道了余立奎有一个漂亮的老婆，而且这个漂亮的女人和王亚樵的关系，于是，他就来了一个“美男计”。

戴笠手下有个特务叫陈质平，此人身材匀称，玉树临风，颇招女人待见。戴笠就安排陈质平去接近余婉君。

余婉君

余婉君知道自己漂亮，也是个非常爱玩的交际花，余立奎跟着王亚樵去了香港，她一个人独守空房，寂寞难耐，就总往舞厅跑。

有一天深夜，余婉君打扮得花枝招展地从舞厅回来，途径一个小巷子的时候，遇到几个流氓，他们开始对余婉君动手动脚，夹带着一些淫词荡语。正在这个时候，一位“白马王子”出现了，此人不但生得英俊潇洒，而且颇有一些功夫，他三下五除二就把这几个流氓赶走了，又非常热情地送余婉君回家。

之后，余婉君在舞厅又见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这人就是陈质平。实际上，那场“英雄救美”的偶遇，也是戴笠提前安排好的。

一来二去，陈质平就和余婉君好上了。

很快，余婉君就被陈质平的温柔体贴所吸引。有一天，陈质平就把余立奎为了救王亚樵而被捕的真相告诉了余婉君，并且对余婉君说，只要她配合军统把王亚樵抓住，就可以把余立奎救出来。

戴笠知道余婉君上钩了，对陈质平给予大量的金钱鼓励，同时，也给了余婉君许多好处。

就在王亚樵闲下来开始担心余立奎的时候，余婉君蓬头垢面地找到了王亚樵。王亚樵一看到余婉君，真是大喜过望，他忙问：“婉君，你怎么来了？余立奎怎么样了？”

余婉君仿佛一个受伤的孩子见到了父亲，一下子扑到王亚樵怀里，大哭起来，哭的是伤心欲绝泣不成声，边哭边说：“九哥呀，我的命好苦呀！”

两人开始了互诉衷肠。余婉君生性风流，又对王亚樵百般献媚，加上王亚樵和她本来就是老情人，就这样，王亚樵很快就和她进入了温柔乡。

自从王亚樵和余婉君好上之后，一方面是为了幽会方便，一方面也担心这件事被弟兄们知道，毕竟，余婉君是自己铁哥们的老婆，不管怎么说，被人知道也是好说不好听的。所以，王亚樵每次和余婉君见面，都不带保镖。慢慢地，两人也都习以为常，越来越频繁地相约私会。

俗话说得好：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

越是偷偷摸摸，感觉越好，一代“暗杀大王”也不例外。

1936年10月20号晚上，王亚樵又来到余婉君的住处约会，就发生了我们开头描述的一幕。

你可能问：余婉君后来怎么样了？

事后，她自知无颜再见王亚樵的余部，也就收拾行李，仓皇出逃了，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

事隔多年后，当时参与刺杀王亚樵的军统特务王鲁翘依然带着欣赏的眼光评价王亚樵，称王亚樵反应快，判断准确，他反手的几梭子，打伤了好几个军统特务。如果他带保镖来，还大有翻本的可能。

不管怎么说，一代“暗杀大王”还是栽在了戴笠的手下，一声叹息！

记得有人说过：忠诚的最高境界是无情！戴笠做到了，王亚樵还差点火候！

陈质平因此立大功，得到戴笠的赏识，抗战后被派往军统插足的“西南运输公司”给其总经理宋子良当警卫处长，宋子良就是宋美龄的弟弟。

王亚樵死后，戴笠为了掩饰与王的过节，做过这样的解释：

从前有一个王亚樵，专门干杀人的勾当。只要谁能拿给他钱，他就可以替谁杀人。民国19年谋杀宋子文部长的案件，就是他干的。后来因为他要杀我们的，结果错杀了汪精卫（未遂）。这个人我早年曾经与他拜过把兄弟，有一个时期，我想把他拉进来，但领袖指示说：“这个人招摇，不能用。”结果没有用他。什么是招摇？凡是好名，好胜，不实在，不守本分，外表弄得很大，内容却很空虚，侈言标榜，而事实上没有做到，这些都是招摇。假特务工作之名，而以特务工作来掩盖一切，也是招摇。或者说没有恻隐之心（仁爱），没有丑恶之心（自爱），没有是非之心等等。非常时期之工作，切不可因为流氓行为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也。

我们决定不用王亚樵，有一次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我对你没有话讲。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不错，我是忠于委员长，忠于我们的领袖。同志们，王亚樵一个这样的人，他对我的认识如此，我自始至终就对他说：“不管我们过去四人的关系怎样，如果你有危害领袖的举动，我就要杀你。”我们的一切，完全听命于领袖，这里也可仰见领袖对我们的期望。古人说：“持其志勿暴其气。”就是这样。后来，王亚樵被我们杀于广西梧州，我这人做事，就是如此。

戴笠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卑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