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大人（邓大端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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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邓小平回成都过年。在成都，邓小平想起了多年未见的舅舅淡以兴。于是便委托广安县委将舅舅请到成都与自己一同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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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多年的舅甥见面，免不了回忆童年时代的往事。

淡以兴刚刚到邓小平下榻的金牛宾馆，邓小平就上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舅舅，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两个爬到别个都不敢爬到的神道碑上，那些小娃都喊我们是捣蛋鬼。”

淡以兴说：“啷个不记得。”

邓小平又略带一点感伤地说：“老话讲，花有重开日，人无在少年。我们都老了，原来的美好时光都成回忆了。”

等到中午吃饭时，淡以兴看了看桌上的饭菜，嘴马上就撇下来了。对着邓小平说：“你都当这么大的官了，就吃这几样菜呀？连嘎嘎（四川方言，意为肉）都没得几坨。连广安髈扣肉都没得。”

邓小平听完也不恼，笑眯眯地说：“那就再添点菜，再搞点嘎嘎来。”

1904年，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的协兴镇。

在邓小平母亲淡氏的娘家有一个叫淡以兴的弟弟，仅比邓小平大几岁。淡氏很喜欢这个弟弟，便经常把淡以兴接到邓家来陪邓小平一起玩。

邓小平一出生，淡以兴就陪伴在他左右。两人也因从小的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到了1909年，邓小平进入了为邓家子弟专门开办的家族私塾当中读书。在母亲淡氏的要求下，淡以兴也来到邓家的家族私塾中随邓小平一起上学。两人从幼时的玩伴又变成了一起学习的同窗。在私塾中，教书的先生觉得邓先圣这个名字对“孔圣人”不敬，于是将其改为“希贤”。

两个人一起爬过村里的神道碑，一起在暴雨天里到河里游泳。顽皮程度让全村的小孩称他们为“捣蛋鬼”。

到了邓小平14岁那年，淡以兴被家人叫回去打理家业。而邓小平则继续自己的求学生涯，并在1920年远赴大洋彼岸的法国留学。

为了给邓小平凑学费，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卖掉了大半家产，却仍然凑不够邓小平留法的学费。到了这个时候，邓小平和他的父亲邓绍昌都觉得去法国留学一事是不可能的了。

危急关头，还是邓小平的母亲淡氏去找娘家寻求帮助。听到邓小平要出国留学的事情，淡家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家中储存的现大洋，还卖掉了家里大部分土地。把这些钱一并交给邓家，这才勉强凑够了邓小平的学费。

在邓小平临行前，淡以兴和邓绍昌、淡氏一起前来送行。淡以兴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说：“贤娃子，你这出去了要照顾好自己哟，没得钱了给屋头讲一声，以后就出息了。”

即将离开家乡的邓小平看着舅舅淡以兴潸然泪下，两位二十不到的年轻人站在人头攒动的码头上依依不舍。他们又哪里会知道下一次的重逢要等到30年后了。

在这30年里，邓小平的母亲去世，是淡以兴帮助操办的后事。邓小平的父亲去世，也是淡以兴帮邓小平尽孝。逢年过节，淡以兴在给姐姐、姐夫扫墓时都少不了说上一句：“你们要谅解贤娃子，他不是不回来看你们。是他在外面干大事，你们要保佑他才得行。”

时间进入1950年，留在广安老家的淡以兴听说了邓小平正在重庆担任西南局的书记。便拉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往重庆飞驰而去。

当淡以兴一行到西南局驻地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开会。只听见战士通报说老家来了一个舅舅和一个老娘，邓小平听见战士的通报后只说：“安排他们吃个饭，然后找个招待所。”看见警卫战士似乎还有话说，邓小平又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影响自己工作。

而邓小平一直忙碌工作到了傍晚才去看望淡以兴。

此时的淡以兴心中五味杂成，脸上也没有了刚到重庆的那股兴奋劲。从小一起长大的侄子如此怠慢他，不但让他心里不好受，更是让他心里有一种恐惧。淡以兴担心邓小平在外的时间久了，和他感情淡了不认他这个舅舅了。

淡以兴胡思乱想之时，邓小平迈着大步走了进来。淡以兴心里翻涌的情绪一下涌了上来：“好哇，贤娃子。你当真当了大官就六亲不认了。俗话说皇帝老子还有三个草鞋亲。你呢？”

邓小平早已经预料到了舅舅会有怨气，也并不生气，只是轻轻喊了一声舅舅。

淡以兴看邓小平没有说什么，也就不在说什么。开始给离家三十年的邓小平讲介绍起了这些年来家里的变故。从邓小平母亲的离世再到邓小平父亲的遇害，还向邓小平介绍了夏伯根，这是邓小平母亲去世后，他父亲的再婚妻子。

淡以兴把站在一旁的夏伯根拉过来说：“贤娃子，这是你继母夏伯根。是她给你老汉披麻戴孝送终的。你老汉去世之后，是她把邓家扛起来的。老家的人都说邓家有福气，而且，她还帮过游击队咧。”

夏伯根在一旁小心翼翼解释说：“老是听以兴说起你来，这次你回重庆了，想来看看你，没得其他意思。”

邓小平向前走了几步，仔细地端详起这位未曾谋面过的“母亲”。

这位“母亲”是嘉陵江上一位船工的女儿，身材高挑，后脑勺上还束发辫。多年的劳累让此时还不到五十的她两鬓斑白。看着夏伯根，邓小平也想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淡氏，他的母亲淡氏也是这样一位勤劳的妇女。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家中大小事务全靠淡氏一个人负担，白天养蚕、缫丝、喂猪、做饭，夜里缝补浆洗。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既然自己已经失去给亲生母亲尽孝的机会了，那么面前的这位“母亲”就一定要尽到孝道。更何况是她一直悉心照顾着父亲，支撑起了邓家这个大家庭。

邓小平向夏伯根伸出手，恭恭敬敬地说了一声：“夏妈妈好。”

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夏妈妈”让夏伯根感动不已，连忙伸出手去同邓小平握手。

而更让夏伯根没想到的是，在几天后邓小平就带着夫人卓琳登门拜访夏伯根。

“夏妈妈，我们夫妻俩商量了一下，您老就留在我们身边吧。我们夫妻俩照顾你，给你养老。”

夏伯根被邓小平这一番话弄得受宠若惊。本来她来重庆也只是想看看邓小平而已，于是赶忙说道：“要不得要不得，我还是回老家好，回老家好。”

邓小平轻轻地握住了夏伯根的手说道：“夏妈妈，我父亲去世后是你安葬的他，又为我们邓家辛苦了几十年。现在你就留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尽尽孝心吧。”

邓小平的真情流露让夏伯根不再好意思拒绝，从此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从重庆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江西。无论邓小平夫妇走到哪里，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环境，他们都坚持把夏伯根带在身边。一直到夏伯根老人2001年去世。

继母是安顿好了，但怎么安顿好舅舅这可让邓小平犯了难。

对于淡以兴此行的来意，邓小平大致是清楚的，无非是想请自己为他安排一个差事。

平心而论，淡以兴为邓家付出得实在是太多了。

1939年，邓小平的弟弟邓恳去延安参加革命的路费就是淡以兴变卖家产凑齐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淡以兴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后东躲西藏，与家人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

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同时又是整个西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邓小平心里清楚，这个口子是万万不能开的。这不但有违革命的初衷，也对不起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与西南地区人民的期盼。他一上台就为自己的舅舅谋了一份好差事，那革命不就变成了一个笑话？老百姓还怎么相信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

想到这里，邓小平缓缓握住了舅舅淡以兴的手，用一种恳切而又不容置疑地语气说：“舅舅，邓恳到了延安给我讲，是你变卖家产送他去的延安。后来国民党还因为这个通缉你，搞到你妻离子散。你现在来重庆了，我也晓得该给你找个工作，但是共产党的工作不白给啊......我也不想让别个说我亲舅舅是个爱贪小便宜的人。”

听完这话，淡以兴苦笑了一下。旁边的夏伯根紧张地拉了一下淡以兴的衣角，生怕他说错什么话。

房间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邓小平见舅舅不说话，也不好意思再继续说下去。

这时候，邓小平的儿子胖胖（邓朴方）插了一句：“贤娃？爸爸叫贤娃我怎么不晓得？”

淡以兴也故意逗他：“你不晓得的事情还多着咧，放假的时候舅公接你回广安老家耍。”

胖胖听说能去玩，高兴地问：“说话算话？”

淡以兴乐呵呵地说：“舅公不骗人，肯定说话算话。”

说完，淡以兴又转过身来说：“贤娃子，等两天我就回广安了。虽然我没得啥子本事，但是养活自己还是没得啥子问题。”

邓小平马上接着说：“舅舅你放心，我们是不会不管你的。”

其实邓小平不光对亲舅舅是这样，对其他亲人也是这样。

早在重庆刚解放时，弟弟妹妹们就来找过邓小平。

邓小平当时就严肃地对他们说：“共产党的工作从来就不白给，组织上要审查，审查合格了才有资格参加工作。你们还年轻，应该去考革命干部学校。考上了就有机会参加革命，没考上的就自谋出路。中央、毛主席把西南交给我来主管，西南这一方的规矩是我来拍板制定的，我制定的规矩我首先来破坏，今后如何号令三军?弟妹们，请你们理解大哥……”

在大哥邓小平谆谆教导下，小弟邓蜀平奋发图强，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西南革命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一个偏远的县里工作，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一直做到了六盘水市的副市长。

淡以兴回到广安老家后，邓小平一直记着对舅舅的承诺。每个月都会将自己与卓琳的工资抽出来一部分，连同一些衣物寄给舅舅。哪怕是在邓小平一家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的时候也会想方设法给淡以兴寄去财物。这样的暖心举动一直持续到1991年淡以兴的老婆金福生去世。

每寄一回财物，卓琳就会写上一封信表达对舅舅的关心。

事实证明淡以兴也没有辜负邓小平与卓琳的期望，他在广安老家并没有利用自己是邓小平舅舅的身份为自己牟利，而是在家本本分分务农做工。

在邓小平的老家，广安协兴镇。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不是在田间地头，就是在小树林捡拾干枯的树枝，又或者在路边捡可以卖的垃圾，等攒够了就拿到废品收购站换钱。不忙的时候，老人就坐在院坝里晒太阳。

这位简朴的老人就是淡以兴。

经常有乡亲和淡以兴开玩笑，说：“你是国家领导人的的舅舅，也缺钱用啊？”

淡以兴就会回答：“小平给我寄了钱的，我不得用国家的钱。”

而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淡以兴也不愿意因为自己是邓小平舅舅的原因而搞特殊化对待。

有一次，淡以兴上街买肉。在排队的过程中，有人认出来他是邓小平的舅舅。他听到旁边人的窃窃私语后，整个人都不敢动了，生怕被人认出来是邓小平的舅舅。

前面买肉的屠户听到后，说了一声：“哪个是小平同志的舅舅，请到前面来。”

淡以兴听到后，还是一动也不动。

周围排队的群众却一拥而上，把他推到了前面的肉摊子边：“邓大人为老百姓好，现在让他舅舅排前头割点肉又啷个嘛。”

淡以兴这才不好意思的接受周围乡亲们的好意。

淡以兴只带了一元钱，只要一斤肉，屠户却坚持给淡以兴两斤肥膘肉，还说没关系。淡以兴又只好返回家里再拿一元钱补给屠户。

淡以兴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生活中不靠着外甥邓小平这个大旗为自己谋取利益，坚持自力更生。还一而再的告诫家里人：“小平在外面清廉正直，我们在老家更不能给他丢脸抹黑。小平每个月寄的生活费也够我们一家开销了。”

这种优良的家风也传递给了下一代。

淡以兴的儿子谈文全在接受采访时曾说：“爸爸和小平表兄都教育我们要自力更生，我和我的儿孙都做到了。没给他们两位抹黑丢脸。”

不过，虽然淡以兴一直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但对于邓小平这个外甥寄来的东西却也是十分的珍视。

邓小平卓琳夫妇寄给了他一件棉大衣。这件由外甥、外甥媳妇送给他的棉大衣被他视为“最高级、最时髦”的衣服。穿出了破洞也舍不得丢，缝补一下又继续穿。这件棉大衣历经岁月，再见证过淡以兴与邓小平割舍不断的亲情之后，又在2004年被淡以兴之子谈文全捐献给邓小平故居陈列馆，供世人参观。

1986年，邓小平、卓琳夫妇到成都过年，也把淡以兴接到了成都来。

这件事也让八十多的淡以兴倍感光荣，经常乐呵呵的给老乡讲：“外甥当了这么大的官，还把我接到成都去耍，了不起。”

1989年，淡以兴老人去世。广安县委考虑到老人的特殊身份，便将淡以兴老人去世的消息通过地委、省委，层层报告到了邓小平那里。

后来广安县委接到了省委转达的邓小平三句原话：“知道了”、“规格够高了”、“不再送什么了。”

这三句话都用了“了”，说明时年85岁的邓小平虽因岁月的风尘染白了他的双鬓，但又是真正的“乡音未改”、乡情依旧浓，因为地道的广安乡音，说话时是离不开用“了”的。

这三句话又可以解读为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舅舅的丧礼规格已经够高了，不用在增加了。

邓小平身居高位，严于律己，却从来不用特权为自己的家人谋取利益。淡以兴虽与邓小平感情深厚，但在家乡不飞扬跋扈。邓小平与淡以兴这种不负血脉亲情、不负人民期盼的高尚人格实在令人敬佩不已！